为此，本文首先立足于客观的、基本的事实展开分析，在事实维度上反思宪法与改革的关系，指出改革与宪法是一种派生、共进的关系，改革并不违反宪法、宪法能够预见改革的事实依据。
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或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事实上已经超出了1982年宪法的预设或与既有规定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12] 这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修宪思路，有关表述可参见王兆国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修宪说明（《人民日报》，2004年03月09日）。
[14]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4—860页。但需注意的是，在第五次宪法修正案中，亦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的明确表述。而立之年的宪法，可谓已经具备了主动引领和规范改革的潜能与自信——如论者所言：中国改革到了摸着宪法过河[41]的阶段。但在修改完成前，被修改的条文处于何种地位？或者说，从启动改革到修改完成前，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阶段宪法条文的效力状态？诚然，在新条文公布生效前，原条文还是有效的，但事实上已经启动了对它的废止工作。这意味着，历经四次局部修改对改革预见性已不断弱化的现行宪法，必须再次具备对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足够预见性。
正是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令该条文对未来的预见变成了现实，进而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着的现实。因此，当我们在说改革先行先试、宪法且行且改、宪法对改革进行追认时，应该注意到，这些说法主要成立于经济改革领域。在英联邦国家，弱司法审查在本质上是以一套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的制度体系。
这是我国在主张借鉴弱司法审查制度时应当注意的知识前提。我国当前与合宪性审查直接相关的文件主要有两份。《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条例》第4条规定，制定、修改和废止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其一，它对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做了留白处理，没有明确指出究竟由具体的哪个机关或部门负责合宪性审查，从而为规范层面的建构留下了空间。
当前国内对弱司法审查制度的认识大致包括四个层次。[27]参见前注[5]，程雪阳文。
前者是笔者前述的弱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问题，后者需要结合我国的规范和实践进行综合考察。作为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宪法学者，图施耐特（Mark Tushnet）和佩里（Michael Perry）等人多是从法院和议会关系的角度定义弱司法审查制度的，[25]他们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国内学者的原初认知。围绕这些法律规范而形成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大致包括以下五个层次。这些认识上的混乱说明，只有明确当前我国实施宪法的主要目标，才能合理地界定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借鉴意义。
[14] 上述第三种观点虽然相对全面地描述了弱司法审查制度的特征，但失之宽泛和不够精炼。从行为逻辑上看，合宪性解释体现的是法院对争议立法与宪法关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它并不必然直接支配其他部门的观点和看法。它要求立法主体、上级立法监督主体以及司法主体对其所起草、备案审查或适用的法律规范与宪法的一致性进行判断、审查与核实，以此保证宪法的遵守和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恰恰相反，政府对于推动宪法实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允许法院审查议会立法之后，关于司法审查反多数的民主诘难也随之而来。比如研究者普遍认识到，弱司法审查是一种尝试将通过法院保障权利和通过人大实现民主结合起来的新模式，有利于兼顾自由和民主两大目标。
在规范和功能维度上均能得到论证，而这不是对域外经验的机械复制。例如有学者认为，按照弱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中应当公开发表一份与宪法相一致的声明，以此提醒相关主体积极履行维护宪法权威性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完整性的义务。
另一方面，弱司法审查又被理解为一种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各级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乃至个体公民如果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存在疑问，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此为被动审查。这些举措明确了今后我国实施宪法的重点，同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合宪性审查制度具体该如何展开，如何理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规章层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条规定，制定规章应当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这为制定主体设定了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义务。这在法律层面体现为，政府的行为受议会立法严格限制，除非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便是越权。为了纠正已生效但存在合宪性问题的立法，或者在其他必要时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不经申请而直接审查争议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此为主动审查。
[40]事实上，一种更加务实的进路是，把针对我国《宪法》第131条的规范性视角前移，要求法院确保其所适用的裁判依据是合宪的。[3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82页。
这里的一致性既包括法案与公民权利是否发生直接冲突，也包括法案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是否合理。一般而言，经济特区法规、为执行法律（狭义）而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为执行法律（狭义）、行政法规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性质上属于执行性法规，针对它们进行的主要是合法性审查。
弱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流行于英联邦国家内部的制度形式，它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法律化实施宪法的主体是谁，在我国尚未形成共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41]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原法律委员会发展而来，不仅继承了后者主要的工作任务即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还承担了许多新工作，包括推进合宪性审查、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7]在纵向权力关系维度上，有学者利用弱司法审查制度创造的民主对话机制分析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8]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我国香港地区终审法院在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时的相互关系，[9]逐渐成为弱司法审查制度本土化过程中的一大亮点。第一，它有助于打破法院中心主义和人大（议会）中心主义理论对峙的局面，展示了在同一个宪法秩序框架中兼顾司法审查制度和议会（人大）至上地位的可能。
[19]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保留了传统的司法体制，但后者挑战最高权威即议会立法的力量受到限制，更多时候只能审查政府行为是否超越了法定边界。英联邦国家虽然赋予了法官司法审查权，但没有完全接纳美国模式，而是为司法审查权设定了不同于美国司法审查的边界。
[31]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众所周知，在很长时间里，我国实施宪法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制定各种法律，将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具体化。
域外经验表明，即便在设立了专门负责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国家，实践中出现的为数众多的审查请求也往往令审查机关不堪重负，不得不建立预审机制加以筛选过滤。就此而言，理性立法仍然是议会保障权利的主要方式，但与传统模式相比，弱司法审查体制下的立法过程更具针对性和开放性。
[21]See David Erdos， Delegating Rights Protection: The Rise of Bills of Rights in the Westminster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pp.100～101. [22]Ibid， pp.118～119. [23]see Ran Hirschl，Towunds Junetocraoy：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alism，Canbride：:Harrard Unversity Press，2004，P76. [24]See Mark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pp.84～85. [25]See Mark Tushnet，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 as Expressions of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Law and Philosophy， Vol.22， No.3，2003， pp.353～379; Michael J. Perry，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 Democracy: What Role for the Courts? Wake Forest Law Review， Vol.38，2003， pp.635～696. [26]参见吴玉章：《论法律体系》，《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因此，更多学者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融合了立法与司法审查的新模式。该体系以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和第4款为总则，以其他与立法和司法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为分则，以要求各级立法和司法主体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主要内容，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的规范基础。[29]参见沈春耀：《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人民之友》2018年第7期。
参见莫纪宏：《论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制制度建设》，《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综上所述，在我国《宪法》、我国《立法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中，事实上存在着一套以合宪性审查为主要内容的义务规范体系。
上述四种宪法实施方式虽然均以维护法制统一为目标，但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7]参见前注[4]，王锴文。
国内学者引人和介绍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仔细考察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本来面貌，并对照既有研究对它的理解和应用，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偏颇之处。李蕊佚：《司法审查制度的优化：民主对话理论》，《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